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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著作年代新證

《文子》著作年代新證
書名: 《文子》著作年代新證
作者 何志華
語言 繁體中文
國際書號: 9626330287
地區 香港
年份 2004
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平均評分: 暫沒評分

自序               vii

高誘據《文子》注解《淮南子》證        1

出土《文子》新證_                    33

《楚辭》、《淮南》、《文子》三書楚語探究——再論《淮南》、《文子》兩書因襲關係兼與王利器教授商榷         81

《呂氏春秋》與竹簡本、傅世本《文子》相合書證疑義——再論《淮南》、《文子》兩書因襲關         117

今本《文子》詮釋《淮南》考                 171

自序

近年來,學術界有關出土文獻之討論,極為熾熱,其中尤以《文子》為甚。1973年河北省定縣八角廊40號漢墓出土大批竹簡,其中包括《文子》。有關出土竹簡《文子》之資料,直至1995年才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發表,始知定州漢簡中初步考定屬《文子》者計277枚,合共2790字。小組又發表<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此後學術界即就出土《文子》之成書年代、哲學思想,乃至其與先秦、西漢典籍之承傅關係,發表大量學術論文。

    1992年,出土《文子》尚未公佈以前,筆者發表了<論《淮南子》高誘《注》與《文子》之關係>,收綠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一期,文中筆者依據有關《文子》之出土消息,推論東漢高誘注解《淮南子》時,曾參考《文子》。及至1995年,出土《文子》釋文公佈後,學者已發表多篇重要論說。1998年,筆者通過比對出土《文子》、今本《文子》及《淮南子》三書內容,發現其中部分重要論據,而為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以及當時多位前輩學者如李學勤教授、陳麗桂教授所忽視者,乃發表論文<出土《文子》新證>,就出土《文子》之著作年代及其與《淮南子》之關係,提出新證。該文收綠於香港浸會大學出版之《人文中國學報》第五期。

    此後,筆者陸續發表了三篇有關《文子》之論文,其中兩篇乃就近年來兩位學者所論《文子》與秦漢典籍之傅承關係,提出反證。首篇論文為(《楚辭》、《淮南》、《文子》三書楚語探究——再論《淮南》《文子》兩書因襲關係兼與王利器教授商榷),發表於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第八期,主要就王利器教授所論《淮南》抄襲

 《文子》而改用楚語說,提出反證。另有<《呂氏春秋》與竹簡本、傳世本《文子》相合書證疑義——再論《淮南》《文子》兩書因襲關係>,收綠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十一期,則就魏啟鵬教授所論《呂氏春秋》襲用《文子》一說提出反證。至於<今本《文子》詮釋《淮南》考>,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十二期,乃就今本《文子》詮釋《淮南》之具體方法,以見今本《文子》曾有系統地詮釋《淮南》,並非純然因襲。文中並提出書證,以見今本《文子》多用《莊子》,或與漢世莊學門派相關。

    筆者自1992年發表首篇有關《文子》之論文以來,一直以為出土《文子》之成書年代乃在西漢之世,而今本《文子》成書年代之下限,則在東漢高誘注解《呂氏春秋》之前,其主要論據有五:

    一、出土竹簡《文子》曾見「朝請」一語,竹簡文子(2212):「[]請不恭而不從令不集平王。」按「朝請」者,《史記集解》雲:「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乃謂諸侯春、秋兩季朝見帝王之禮。筆者在1998年發表<出土《文子》新證>時,已指出「朝請」為漢律(原文見《人文中國學報》第五期,頁157)。因之,凡以為出土《文子》乃先秦已有之典籍者,其說自然不能成立。及後,李厚誠先生發表<「朝請」小議>(見簡帛研究網,200111);以為「即使竹簡《文子》中的『朝請』確為漢人語,但憑此一詞,恐不能認定竹簡《文子》作於秦漢之後,這很可能是漢人為便於理解而改,只能說明其下限,不能作為判斷竹簡《文子》思想形成、成書時間上限的根據。」及後張豐乾先生又發表<「朝請」、「諸侯」與竹簡《文子》的撰作年代>(同見簡帛研究網,200111),張先生則以為「『朝請』確為漢律」,並以為「『朝請』出現的時間就是竹簡《文子》的撰作上限」。

    二、有關出土《文子》之成書年代,學者或以為定縣出土者乃古本《文子》,其成書年代可上溯至戰國中期,而今本《文子》則後人依據《淮南子》抄襲而來,其成書年代乃在西漢《淮南》成書之後。今按出土《文子》雖然殘脫破爛,其可考訂者僅有二千餘字,然其中資料仍能與今本《文子·道德》相互對應,則謂今本《文子》與出土《文子》兩書體系截然不同者,似未能成立。至於出土《文子》部分語句不見今本《文子》,此或僅能證明出土《文子》部分內容已然散佚而已。至於今本《文子》與出土《文子》內容相合之處,其中文句卻時有差異,則可證明今本《文子》確曾改纂出土《文子》。

    三、學者又以為出土《文子》與《淮南子》並無相合例證,而今本《文子》則多與《淮南子》相合,因而推論出土《文子》成書年代極早,乃先秦已有之典籍,而今本《文子》則通過抄襲《淮南子》而成書。筆者<出土《文子》新證>指出簡《文子》編號(0198)與《淮南子·泰族訓》相合(見原論文頁170),而又見於今本《文子·上禮篇》「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一章。既知出土《文子》有與《淮南》相合句語,則兩書關係不宜倉猝論斷。至於論者謂今本《文子》凡以「老子曰」啟章者,皆抄襲《淮南》而來,因而並不見於出土《文子》,其說自然也不能成立。誠然,竹簡《文子》與《淮南》相合者,其比例較少;其與《淮南》不合者,比例較多。然而,既知竹簡《文子》有與《淮南》相合例證,而竹簡《文子》之成書年代下限為漢宣帝五鳳二年,即西元前56年,較諸劉安進《淮南子》之建元初年(約西元前140年)為晚,兩者相距仍有八十四年之久,似不當斷言竹簡《文子》成書年代必定早於《淮南》。

    四、倂合竹簡《文子》編號(0876)(0826),可知出土《文子》作

 「不養則民倍反」今本《文子·道德》則作「弗養即背叛」。兩文互斠,竹簡本作「不養」今本作「弗養」,疑竹簡《文子》避西漢昭帝劉弗陵諱,昭帝在位於西元前86年至74年間,此與整理小組論斷竹簡《文子》年代下限為五鳳二年(西元前55)者相合。由此推論,出土竹簡《文子》之成書年代很可能極接近其年代下限,即漢宣帝五鳳二年。若然,則其成書年代其實後於《淮南》。然此僅屬孤證,尚需進一步研究,方能論定。

    五、今本《文子》之成書年代乃在東漢高誘注解《呂氏春秋》之前,此可由高誘幾則注文中考見:

    l〕高誘注解《淮南》曾參考《文子》。考《淮南·俶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薶,神清者嗜欲弗能亂。」《文子·守清》作「夫鑑名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情者嗜欲不誤也。」案《淮南》此文高《注》雲:「薶,汙也。薶讀倭語之倭也」。「薶」之訓「汙」,於古無徵,高誘蓋本《文子》重文為注,而強為之解。

    又《淮南·說山》:「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文子·上德》作「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案《淮南》此文高《注》正作:「沫雨,雨潦上覆甕也。澄,止水也。蕩,動也。沫雨,或作流潦。」高《注》此文訓「澄」為「止水」者,蓋本《文子》為注,其謂「沫雨」或作「流潦」者,亦本《文子》。考<說山>此文又見《莊子·德充符》及《淮南·俶真》。《莊子·德充符》作「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淮南·俶真》則作「人莫鑑於流沫,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莊子·德充符》雖亦作「止水」,與高《注》合;惟首句作「流水」,而《淮南·俶真》作「流沫」,並與高《注》所引或作「流潦」者不合;又《文選》郭景純<江賦>:「蹬之以瀿瀷。」李善《注》引許慎《注》本《淮南子·說山》雲:「莫鑒於流瀿而鑒於澄水。」並引許《注》雲:「楚人謂水暴溢為瀿。」 準此可知,許《注》本《淮南》此文作「流瀿」,亦與高《注》所引作「流潦」者不同;唯有《文子·上德》與高《注》所引相同,足證高《注》此文乃據今本《文子》為說。

    2〕出土《文子》全書多以平王問而文子答的對話形式書寫,而後人則改為文子問而老子答,此對話關係改易之年代下限,當在東漢之世。今考《論衡·自然》:「以孔子為君,顏淵為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為君,文子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王充將老子、文子相提並論,其所據以立說者,常為對話關係業經改纂之《文子》。依此推論,王充所見《文子》,其對話關係,已由平王問而文子答,改為文子問而老子答矣。王充生在東漢光武建武三年(西元27),推知今本《文子》之對話關係,其改纂年代乃在東漢。今考東漢高誘嘗據《文子》互見重文注解《淮南》,則高誘嘗用《文子》可知,今從高誘《注》中檢得證據兩則,以證成此說:

    (1)  《呂氏春秋·勿躬》雲:「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    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高誘《注》雲:「《老子》曰:

    『不知乃知之』,此之謂。按今本《老子》無此文,考《淮

    南子·道應》雲:「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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