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洪修平（1）

緒論    （1）

第一章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觀形成的文化背景   （1）

[1]第一節佛道二教的迅猛發展與儒學的理論危機

[10]第二節三教鼎立的文化格局

[14]第三節時代的選擇：柳宗元三教觀的形成

第二章柳宗元的儒教觀   （18）

[19]第―節托跡儒門

[21]第二節柳宗元的儒“道”詮釋原則

[31]第三節柳宗元對儒“道”內涵的詮釋

[49]第四節以孔子為核心的儒家“道統論”

[56]第五節柳宗元儒教觀的時代意義

第三章柳宗元的佛教觀   （59）

[60]第一節柳宗元的禪學觀

[82]第二節柳宗元的天臺觀

[91]笫三節柳宗元的淨土觀

[104]第四節柳宗元的律學觀

[112]第五節柳宗元佛教觀總論

第四章柳宗元的道教觀   （118）

[119]第一節柳宗元對道教“真經”的理解與評價

[129]第二節柳宗元對道家、道教理論的吸收與發展

[142]第三節柳宗元對道教方術的批判

第五章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融合觀  （148）

[148]第一節初唐以來的“三教融合”思潮

[154]第二節三教歸孔

[166]第三節三教關係張力下的宇宙論

[182]第四節三教融合視域中的心性論

第六章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觀的影響    （198）

[198]第一節柳宗元三教觀對宋代儒學的影響

[211]第二節柳宗元三教觀對後世三教關係的影響

結論    （219）

主要參考文獻   （228）

後記    （240）

序

洪修平

    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自漢代佛教傳入以後，就一直是在儒佛道三教的關係中演變和發展的。傳統思想文化不僅內涵豐厚，而且形態多樣，但儒學無疑是其主流和基礎。儒學在先秦與諸子百家的爭鳴中成長，在漢唐與佛、道的交融中發展，到宋代走向了成熟。最終形態的儒學，其實是以儒為基點融攝了佛、道等多種思想，是儒佛道三教的合一。從儒學發展的歷史來看，唐代是它走向成熟的重要前夜，從三教關係來看，自南非朝三教既衝突又融合的複雜關係全面展開以來，到隋唐時也已進入了三教融合為主調、三教分別站在各自的立場力圖融合吸收其他兩家以發展自己的新階段。柳宗元的三教觀，既是三教關係在新的歷史時期在儒家思想中的體現，也是儒學走向成熟的重要前奏。

    柳宗元是唐代重要的哲學家，也是唐代儒學的重要代表。漢唐儒學的發展，受到了來自於佛教的正反兩方面的發展動力。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的發展，特別是大乘般若學和涅槃佛性論的先後興盛，既開拓了中國佛教發展的新紀元，也為儒學在隋唐時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一種理論動力，這種動力一方面來自於儒佛之爭中儒學受到的反面刺激，另一方面也來自於佛教思想資源的正面推動。相似的情況也來自於道教，但較之於外來的佛教，由於道教乃土生土長，在三教之爭中道教又常引儒以為同道，因而道教與儒學的衝突小於佛儒之間。東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還往往從道教信仰的角度推動了儒學的發展。^①到了唐代，儒學雖然恢復了官方正統意識形態的中心地位，但儒學本身卻並不十分發達。隨著魏晉南北朝以來佛教和道教的發展對儒家的刺激，在儒家內部要求推進思想發展的壓力與呼聲大增，但直到中晚唐出現像韓愈、李翱、柳宗元、劉禹錫這樣的思想家，才促成了唐代儒學的復興。這種復興一方面通過韓愈的道統論和性三品說以及李翱的複性論來呈現，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柳宗元與劉禹錫的天人之辨。如果說韓愈、李翱等人受到佛道心性論的影響而比較關注新理論的開拓與生長，那麼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則比較注意對舊觀點的清洗，以求為新的世界觀開闢道路，因此，柳、劉的理論興趣主要集中在通過天人之學而喚起新的時代精神。在這個過程中，儒家學者對儒佛道三教的看法，對儒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導向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張勇博士的《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觀研究》對於理解儒學的發展、唐代的三教關係，乃至中國的學術思想發展，都顯示出了其重要的學術價值，也表現了作者把握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獨待的學術眼光。

    從歷史上看，隋末大儒王通就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張，表明其站在儒家的立場上開始正面回應佛、道的挑戰並融會佛、道以求自新的努力。中唐以後的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李翱等人正是由此而進一步推進了復興儒學的進程。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儒士雖然試圖振興儒學，但對什麼是儒學尚缺乏確定的觀念，故他們往往只是從某些側面來強調儒學，例如柳宗元、劉禹錫關心的是儒家的人本理念，而韓愈、李翱等人則堅信儒家應佔據中華文化的中心與主流地位。韓愈“道統論”的提出，表現出儒家學者實際上已經到了儒家不同於佛道二教的根本之道，並將這種“道”確立為儒家價值觀念的核心，這與儒家學者對儒學文化的自覺反思以及對佛道二教認識的深化是聯繫在一起的。

    從思想理論的角度看，唐代儒家與佛、道的交涉，更多地表現為儒家對佛、道心性論的關注。而特別值得重視的是，隨著佛教中國化在隋唐時期的基本完成和佛教豐富內涵的充分展現，這個時期的儒者已經開始更全面更理智地看待佛教，注意到了講求出世的佛教在出家修行等形式之下所蘊含的可以為儒家借鑒吸收的東西。柳宗元即是這方面的典型。

    柳宗元曾對韓愈的激烈排佛明確表示不滿，認為韓愈只看到了佛教的表面，只看到了教的形式，而沒有看到佛教的表面形式下所包含的有價值的內容。他說：“退之（韓愈）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桑蠶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①認為佛教並不僅僅是一塊毫無價值的石頭，而是包蘊著寶玉有待雕琢，這反映了柳宗元並不贊成佛教的形式，但對佛教的思想卻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認同甚至讚賞的態度。他在《送琛上人南遊序》中甚至說：“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並對琛上人的“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行之”表示讚賞。^②這表明，柳宗元對佛教的認識已逐漸深人到了佛學比較核心的內容。而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中所表達的“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的看法以及通過對一位由學道而及學佛的道士的讚賞所表達的對佛、道“通而同之”的嚮往，則表明他雖然沒有能完成吸收佛、道之學以重建儒學的任務，但他在懦家立場上觀照儒佛道三教關係，期望統合儒佛道以復興儒學的意願則表現出了儒學發展的方向，並從一個側面透露出了唐代儒學向宋明理學過渡的資訊。

    從以往學術界對柳宗元的研究情況來看，如張勇書稿的緒論中所說，海內外有關柳宗元研究的專著已經出現了多部，碩、博士學位論文也出現了多篇，發表的單篇論文更是多達近千篇，但到目前為止，以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觀為視角的專著尚未出現，相關的論文也較為少見，而這方面的研究，卻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張勇的博士論文，圍繞“柳宗元的儒佛道三教觀”這一主題，首先梳理了柳宗元三教觀形成的文化背景，接著分別探討了柳宗元的儒教觀、佛教觀和道家道教觀，然後對柳宗元的儒佛道三教融合觀進行綜合研究，最後探討了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觀對宋代儒學以及對宋以後三教關係的影響等。非常可貴的是，書稿利用了許多作者本人從佛教《大藏經》中發掘出來的有關柳宗元的資料，從而能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柳宗元的三教觀，並提出廣許多富有創新的見解。雖然有些觀點和提法，例如認為柳宗元是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他與佛教的宗密、道教的杜光庭並列為三，分別代表了各自立場上“三教融合”的方向，並根據柳宗元的思想特點和貢獻對柳宗元在儒學發展史上的地位進行的重新評價等，都並非就是定論，都還可以做進一步的討論，但這種學術探索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也許正因為此，書稿中的有些章節，已經為《文學遺產》、《孔子研究》等學術刊物所採用，這也是對作者的一種鼓勵吧。

    張勇博士功底紮實，兼善文史，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又致力於哲學與宗教的學習和研究，認真刻苦，在獲得博士學位以後，現仍在繼續著他的學業。期待著他在已經取得的令人欣慰的成果基礎上，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進歩！

2009年國慶日于南京大學港龍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