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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學史(第三冊)

莊子學史(第三冊)
書名: 莊子學史(第三冊)
作者 方勇
語言 简体中文
國際書號: 7010074259
地區 北京
年份 20008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平均評分: 暫沒評分

第六篇   清代莊子學
第一章  清代莊子學概說(3)
第一節  清代莊子學發展的歷史背景(3)
第二節  清代莊子學的發展過程(7)
第二章  清代前期的莊子學(14)
第一節  金聖歎對莊子的論說(14)
第二節  高秋月、曹同春的《莊子釋意》(24)
第三節  徐廷槐的《南華簡鈔》(28)
第四節  藏雲山房主人的《南華經大意解懸參注》(32)
第五節  林仲懿的《南華本義》(39)
第六節  胡文英的《莊子獨見》(48)
第三章  林雲銘的《莊子因》(54)
第一節  “莊子與老子同而異,與孔子異而同”(54)
第二節  以“大”字為《逍遙遊》一篇之綱(59)
第三節  以時文之法詁評莊子之文(62)
第四節  對外雜篇真偽的探究(66)
第四章  吳世尚的《莊子解》(70)
第一節  引莊子附之儒家(71)
第二節  以“大”導作《逍遙遊》篇之線索(79)
第三節  對《莊子》文字之妙的闡發(85)
第五章  宣穎的《南華經解》(91)
第一節  以儒解莊的思想傾向(91)
第二節  對行文脈理的細心疏解(98)
第三節  對藝術手法的精心分析(104)
第四節  對文章意境的用心揭示(115)
第五節  《南華經解》的成就和影響(122)
第六章  孫嘉淦的《南華通》(130)
第一節  以孔孟程朱之理通莊子之意(131)
第二節  以時文之法評莊子之文(137)
第七章  陸樹芝的《莊子雪》(147)
第一節  以莊子為“先聖之外臣猶子”(147)
第二節  對司馬遷、蘇軾說法的多所批駁(156)
第八章  桐城派的莊子學(167)
第一節  桐城派莊子學概說(167)
第二節  方正瑗的《方齋補莊》(171)
第三節  劉大櫆的《莊子評點》(176)
第四節  姚鼐的《莊子章義》(180)
第五節  方潛的《南華經解》(184)
第六節  郭嵩燾的《莊子紮記》(190)
第七節  郭慶藩的《莊子集釋》(195)
第八節  王先謙的《莊子集解》(199)
第九節  吳汝綸的《莊子點勘》(201)
第十節  馬其昶的《莊子故》(205)
第十一節  林紓的《莊子淺說》(208)
第九章  乾嘉學派的莊子學(212)
第一節  乾嘉學派莊子學概說(212)
第二節  王懋竑的《莊子存校》(215)
第三節  盧文招的《莊子音義考證》(219)
第四節  王念孫的《莊子雜誌》(221)
第五節  江有誥的《莊子韻讀》(227)
第六節  孫馮翼的《司馬彪莊子注》等(232)
第七節  茆泮林的《司馬彪莊子注》等(235)
第八節  俞樾的《莊子平議》、《莊子人名考》(238)
第九節  孫詒讓的《莊子劄迻》(243)
第十節  於鬯的《莊子校書》(246)
第十章  清代小說家的莊子學(249)
第一節  清代小說家莊子學概說(249)
第二節  《紅樓夢》對《莊子》的吸納與化用(252)
第十一章  劉鴻典、王閣運、陳壽昌的《莊子》研究(266)
第一節  劉鴻典的《莊子約解》(266)
第二節  王闓運的《莊子王氏注》(276)
第三節  陳壽昌的《南華真經正義》(281)
第十二章  劉鳳苞的《南華雪心編》(286)
第一節  對莊子散文章法結構的剖析(286)
第二節  對莊子散文藝術特色的分析(290)
第三節  對莊子散文文境意境的揭示(301)
第十三章  嚴複的莊子學(306)
第一節  嚴複《莊子評點》概說(307)
第二節  對道家哲學基本概念作唯物化闡釋(313)
第三節  以西方自由思想與莊子自由觀互為闡釋(321)
第四節  以西方科學思想與莊子思想互為闡釋(330)
第十四章  梁啟超的莊子學(339)
第一節  對莊子人生哲學的詮釋(340)
第二節  對莊子“種有幾”、“真我”等觀念的闡釋(349)
第三節  《莊子天下篇釋義》(359)
第十五章  章炳麟的莊子研究(369)
第一節  章炳麟莊子研究概說(370)
第二節  《莊子解故》(378)
第十六章  清代佛教學者的莊子學(389)
第一節  清代佛教學者莊子學概說(389)
第二節  楊文會的《南華經發隱》(391)
第三節  章炳麟的《齊物論釋》(398)
第七編  民國莊子學
第一章  民國莊子學概說421)
第一節  民國莊子學發展的歷史背景(421)
第二節  民國莊子學的發展過程(423)
第二章  民國《莊子》考據學(426)
第一節  民國《莊子》考據學概說(426)
第二節  劉師培的《莊子斠補》(428)
第三節  奚侗的《莊子補注》(431)
第四節  陶鴻慶的《讀莊子劄記》(435)
第五節  朱桂曜的《莊子內篇證補》(438)
第六節  馬敘倫的《莊子義證》(441)
第七節  劉文典的《莊子補正》(444)
第八節  王叔岷的《莊子校釋》(447)
第三章  胡適論莊子(452)
第一節  對莊子人生哲學的論述(454)
第二節  對莊子“生物進化論”的論述(465)
第三節  對莊子名學的論述(478)
第四章  魯迅論莊子(489)
第一節  “何嘗不中些莊周的毒”(489)
第二節  對莊子思想的討論(494)
第三節  對《莊子》文辭的兩種態度504)
第五章  郭沬若論莊子(512)
第一節  對莊子人生哲學的論述(513)
第二節  對莊子“泛神論”和文藝觀的論述(524)
第三節  對莊子與惠施的比照論述(534)
第四節  對莊子學術淵源的梳理(538)
第六章  聞一多的莊子研究(546)
第一節  聞一多莊子研究概說(547)
第二節  對莊子的初次研究(550)
第三節  對莊子的再研究(562)
第七章  郎擎霄的《莊子學案》(581)
第一節  援西學以釋《莊子》之旨(582)
第二節  引諸子以資比較發明(586)
第三節  撰述評以明莊學遞演之跡(590)
第八章  葉國慶的《莊子研究》(597)
第一節  對莊子其人其書的考證(598)
第二節  對莊子學說的闡釋(602)
第三節  對《莊子》中古史的探討(606)
第九章  蔣錫昌的《莊子哲學》(611)
第一節  對莊子哲學的研究(612)
第二節  對《逍遙遊》、《齊物論》、《天下》的校釋(623)
第十章  民國時期的《天下》篇研究(630)
第一節  民國時期《天下》篇研究概說(630)
第二節  錢基博的《讀莊子天下篇疏記》(632)
第三節  顧實的《莊子天下篇講疏》(635)
第四節  方光的《莊子天下篇釋》(639)
第五節  譚戒甫的《莊子天下篇校釋》(643)
第六節  單晏一的《莊子天下篇薈釋》(648)
第十一章  民國其他學者的莊子研究(652)
第一節  陳柱莊子學著作三種(652)
第二節  阮毓崧的《莊子集注》(658)
第三節  胡遠濬的《莊子詮詁》(661)
第四節  黃元炳的《莊子新疏》(664)
第五節  朱文熊的《莊子新義》(669)
第六節  張默生的《莊子新釋》(671)
第七節  施章的《莊子新探》(673)
附錄一  一百年來莊子研究論文輯目(677)
附錄二  主要徵引書(篇)目(913)
後記(922)

我和方勇博士初次見面,是在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大會上。那時,他正在北大中文系做博士後,除了專心撰寫出站論文《莊子學史》(第一、二編)而外,還為中文系研究生開設了“莊子研究”專題課。彈指一揮間,我與方勇教授第二次見面已是在2007年12月中旬香港中文大學的一次國際會議上,此時他的《莊子學史》全書已基本完稿,即將交付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欣喜之餘,頗有些感慨。在當前崇尚物質利益的風氣下,方勇教授能潛心莊子學研究領域十餘年,知難而進,秉燭夜戰,完成這部近二百萬字的莊學巨著,實在是學術界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讓我十分感動。
莊周學派留下了一部《莊子》,由於它那芒忽恣縱的語言風格。以及高遠深邃的思想意境,常被正統派視為異端邪說而遭扭曲,所謂消極、出世是常有的誤解。但是我想,中國文化中如果欠缺了莊子的生命情調和美感情懷,那麼中國的文學、藝術和美學會成為什麼樣的光景?如果中國哲學只有孔孟之道,而欠缺老莊的哲學理論和境界,那麼它會單調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是學哲學的,對《莊子》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由尼采進入《莊子》,即主要是從尼采的自由精神來闡發《莊子》,同時思想上也受到了存在主義的啟發。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後,我在美國期間的所見所聞,使我的注意力漸漸從自由、民主擴大到了社群、民族的理念,從而對《莊子》的理解也隨之轉移到“歸根”和“積厚之功”的層面上去。而進入新世紀後,2001年的“9•11”襲擊事件導致了一場新的十字軍東征,在我的思想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觸動,使我更加看清霸強的自我中心和單邊主義。由此推到《莊子》研究上,也使我更加注重多重視角、多重觀點地去看待問題。當然,上述三個階段不是割裂的,而是緊密聯繫的,只不過三者間有一個大概的分期罷了。
我求學的年代,正處於新、舊儒家重塑道統意識及其推波助浪於個人崇拜的空氣中。這種空氣令人窒息,我便從尼采的《愉快的智慧》、《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等著作中汲取著營養。尼采曾經自稱為“自由精神者”,他說“不管我們到哪裡,自由與陽光都繞著我們”,“生命就是要做一個人,不要跟隨我——只是建立你自己!只是成為你自己。”①這種張揚的自由給了我很多的啟示。從1960到1963年之間,我研究的主題由尼采進入到莊子,尼采對西方文化進行價值“轉換”,引發了我關注莊子對文化與哲學的價值進行重估。譬如讀《莊子•逍遙遊》第一段:“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最初我的理解側重在“遊”,在“放”,在“精神自由”,這可與尼采的觀點相互對應,莊子的“逍遙游”正是高揚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活動。尼采和莊子所散發的自由呼聲,使我能夠從中西傳統文化的觀念囚籠中擺脫出來,走向一個沒有偶像崇拜的人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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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見尼采《愉快的智慧》。
隨著年齡與閱歷的增長,我的心思漸漸由當初的激憤沉澱下來,進而體會到“積厚”的重要性。鯤在海底深蓄厚養,須得有積厚之功;大鵬若沒有經過心靈的沉澱與累積,也不可能自在高舉。老子說:“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①走千里路,就得有一步一步向前邁進的耐心。同時在客觀條件上,如果沒有北海之大,就不能蓄養巨鯤,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深厚的文化環境,就不能培養出遼闊的眼界、寬廣的心胸。而蓄養巨鯤,除了溟海之大,自身還得有深蓄厚養的修持工夫,要日積月累,由量變而質變。“化而為鵬”,這意味著生命中氣質變化所需要具備的主客觀條件。
從哲學角度來講,鯤化鵬飛寓言中所蘊涵的哲理,其一,體現在從工夫到境界的進程中。鯤的潛伏海底,深蓄厚養經由量變到質變,乃能化而為鳥;鵬之積厚展翅,奮翼高飛,這都是屬於工夫修為的層次。而鵬之高舉,層層超越,遊心於無窮,這正是馮友蘭先生所說的精神上達“天地境界”的層次。工夫論和境界說是中國古典哲學的一大特色,而鯤化鵬飛的寓言,正喻示著由修養工夫到精神境界層層提升的進程。其二,體現在“為學”到“為道”的進程中。《老子》四十八章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為學”是經驗知識的累積,“為道”是精神境界的提升。老子似乎並沒有把這兩者聯繫起來,而且《老子》還說過“絕學無憂”②,這樣“為學”和“為道”成為不相掛搭的兩個領域。不過,老子提出“為學”與“為道”的不同,確實是很重要的議題,但兩者如何銜接,是否可以相通?這難題留給了莊子。在鯤化鵬飛的寓言中,莊子喻示了修養工夫到精神境界的一條進程,同時也隱含了“為學”通向“為道”的進程。《莊子》書中,寫出許多由技人道的寓言,如庖丁解牛(《養生主》)、痀僂承蜩(《達生》)、梓慶為鐮(同上)、司馬之捶鉤者(《知北遊》)等等,這些由技藝專精而呈現道境的生動故事,都表達出“為學日益”而通向“為道”的神妙高超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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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子》六十四章。
②  《老子》二十章。
近年來,特別是“9•11”襲擊事件之後,我對莊子價值重估問題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比如對“內聖外王之道”就有了一番新的理解。
中國哲學最高的理想“內聖外王”是由莊子提出。這主張影響各家各派,而後成為歷代士人的言行指標。所謂“內聖”就是個人人格的修養,所謂“外王”就是對於社會的關懷與行動的投入。中國文化以儒道為代表而言,儒家側重在倫理意識的啟發和道德規範的實踐,而道家的莊子,則著重在心靈開放和審美意境的闡揚,較偏於“內聖”方面的工夫。老子和孔子雖然各有一套外王之道,其理論建構是否完整也令人質疑。儘管如此,兩者在歷代知識階層仍經常被提出討論,而莊子的外王之道則較少被討論到。不過“9•11”事件之後,我不禁聯想到,莊子的齊物精神在地球村如今的發展趨勢中,其實頗具現代意義。審視西方文化,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看,西方中心主義者對弱勢國家及弱勢文化缺乏尊重,甚至加以欺壓;從宗教哲學的角度,西方文化在高度發展的文明中,以一神論的思想,將上帝視為至上神,但同一個上帝的子民卻敵我矛盾,流於天無二日的緊張與矛盾之中。這使我想到莊子所創造的“十日並出”的寓言。這種從個體到國族的自我中心,使人類的生命形態面臨了重重的困境,正如尼采所說的:“人類是病得很深的動物。”
莊子哲學的精神不僅止於《齊物論》篇,但《齊物論》篇的齊物精神對於人類文明的苦難特別具有現代意義。其一,反省自我中心主義。自我中心的單邊主義思維,容易陷入獨斷的觀點。人類一旦陷入自我中心。則以單邊的思考,導致個體之間的衝突,到國族之間的衝突,到整體人類的衰敗,這將造成整個地球的嚴重毀損。而莊子的齊物精神,則是以多邊思考的開放性,主張多維視角、多重觀點。其二,追求和諧的同通精神。莊子說:“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齊物論》)這段話蘊涵兩個層面的意思。首先,“恢恑憰怪”即是對於個體的張揚,從而到個別民族、文化的張揚。意思是尊重每個個體或群體之間的差別,而以齊物精神等同觀之;“道通為一”則是說個體雖然千差萬別,但在“道”的世界裏卻可以相互會通。所以這段話一方面肯定了個體的殊異性,另一方面又從同一性與共通性的角度,將個體殊相引向整全,而在“道”的整全世界裏打通了萬有存在的隔閡。這種齊物精神,要有多邊的思考及開闊的心胸才能達到。
如果將哲學分成概念哲學與想像哲學的話,在西方哲學傳統中,亞裡斯多德屬於前者,柏拉圖則應屬於後者。而在中國哲學傳統中,老子當屬於前者,而莊子則屬於後者。莊子以詩一般的語言,充滿隱喻性的敍述,在思想的詮釋上留下想像的空間。無論在文學、藝術及哲學各領域,莊子皆提供給後代豐富的思想資源。概略而言,莊子對於後代的影響應有三個方面。一是開創了中國的文人傳統,二是開啟了審美的人生觀,三是在後代哲學理論體系建構上起了積極的影響。
首先,在開創中國文人傳統方面。先秦時代,士人群起而出,然而大多是依違在仕與隱之間。莊子則超越了仕與隱之間的衝突與兩難,既“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天下》),又“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同上),在板蕩的時代中,做一位清醒者、殊異者。然而又不同於屈原,莊子的清醒與殊異,並非基於噴世之孤傲與潔身之堅持,而是以廣袤無垠的宇宙意識與天地精神,對世間多懷一份醒覺的洞悉與深情的理解。這樣一種對世間的醒覺與深情,後代之嵇康未嘗不是,陶潛何曾不然,東坡恐亦如此。
其次,在開啟審美的人生觀方面。莊子那種“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知北遊》)的宇宙心靈,以及“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德充符》)的本真性情觀,皆透顯出一種藝術的、審美的精神。這種審美精神,在中國藝術美學的發展上起了關鍵性的影響。
再次,在哲學理論體系建構方面。我們應該看到,在哲學理論體系建構上,莊子思想對後代的影響實不容忽視。如以宋明理學或心學來說,在理、氣、心三體系中,除了孟子的心性論,莊子相關的哲學論題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影響。張載的“太虛即氣”,淵源自莊子的氣論,而程頤的“理一分殊”,更是以老子“道”—“德”、莊子“道”—“理”的關係架構為其理論模式。可見宋明理學雖強調儒學道統,然而在理論體系的建構上,多依循老、莊的哲學論題與思維模式。
《莊子》素以難解著稱。由於《莊子》文本的開放性,在莊學闡釋史上存在著多種闡釋指向,以道解莊者有之,以儒解莊者有之,以《易》解莊者有之,以佛解莊者有之,可以說是眾說紛紜。如宋、明、清時期,以儒解莊就成為一種潮流,林希逸《莊子口義》、朱得之《莊子通義》、林雲銘《莊子因》、宣穎《南華經解》、林仲懿《南華本義》、陸樹芝《莊子雪》等一批重要莊子學著作都具有這種特徵。因此,《莊子》與其他先秦典籍有著明顯的不同,《論語》、《老子》、《墨子》、《韓非子》等著作不管如何深奧,它們的闡釋指向基本上是單一的、明晰的,而《莊子》闡釋指向的不確定性增加了人們理解《莊子》的難度。
方勇教授傾十多年的心力,搜集自魏晉至民國莊子學著作二百餘種,並對這些著作詳加梳理、研究,著成了近二百萬字的《莊子學史》。這部巨著,正可以向人們展示莊子學各階段發展的概貌、特徵,對大家解讀《莊子》及相關文化事象甚有襄助之功。
具體說來,方勇教授所著的《莊子學史》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其一,資料巨集富。方勇教授二十多年來主要致力於《莊子》學術研究,並系統開展了規模宏大的《莊子》文獻搜輯、整理工作,其所編撰的《莊子文獻集成》、《莊子纂要》等大型書籍也正在出版之中,這在莊學研究史上可謂是空前的。其《莊子學史》正是這一系統工程的有機組成部分,最集中體現著其《莊子》研究的學術成果。正是基於系統的搜輯、整理,其所著《莊子學史》既能夠重點梳理《莊子》學術本身發展史,又涉及莊學與道教、佛教、文學、藝術、醫學之關係,資料之巨集富可想而知,此不贅述。
其二,論述全面。《莊子學史》共分為七編,時間跨度起始自戰國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具體說,第一編,戰國秦漢莊子學,通過對戰國秦漢莊子學的概說,特別是戰國諸子如惠施、荀況、韓非及《呂氏春秋》對莊子的評論和闡釋,秦漢辭賦、儒學、醫學對《莊子》內容的吸納,《淮南子》對莊子的闡釋,以及漢代諸學者如劉安、司馬遷、班固等對莊子的研究,從而簡明地勾勒出秦漢時期作為莊子學研究發軔期的基本輪廓;第二編,魏晉南北朝莊子學,通過對“玄學”主要代表人物如王弼、阮籍、嵇康、司馬彪、向秀、郭象與佛道解莊及其代表人物如支遁、葛洪莊子研究的梳理和詮釋,凸顯了“玄學”思潮和早期佛教、道教思想的特色;第三編,隋唐莊子學,主要是針對這一時期儒、釋、道並舉的特點,既對陸德明《莊子音義》進行了系統的考訂和闡發,又對佛、道二教學者的莊子學特別是成玄英《莊子疏》以及隋唐文士的莊子學進行重點的爬梳;第四編,宋元莊於學,主要圍繞宋元“理學”思潮援道人儒的思維特點,展開這一時期莊子學研究的梳理和釐定,不僅對這一時期各學派的代表人物如“新學”王安石、“蜀學”蘇軾、“濂學”周敦頤、“洛學”二程、“關學”張載、“閩學”朱熹等受莊學之影響,一一進行了歸納和剖析,而且著重對這一時期研治《莊子》的主要人物如陳景元、林希逸、褚伯秀、羅勉道、劉辰翁等進行梳理,並顧及到佛教、道教學者與宋元散文詩詞曲雜劇作家對《莊子》的援引和吸納;第五編,明代莊子學,主要對楊慎莊子學、釋性滬《南華髮覆》、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沈一貫《莊子通》、釋德清《莊子內篇注》、焦豌《莊子翼》、方以智《藥地炮莊》、王夫之《莊子解》,以及包括諸如心學家、七子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在內的其他眾多學人的莊子學,逐一進行了揀剔和剖析;第六、七編,清代民國時期的莊子學,主要指出由於時代的巨變,特別是清代考據學的興盛,和清末以來西學的湧人,莊子學研究顯得頗熱,諸如從乾嘉時期的盧文招、王念孫、姚鼐、江有誥至清末民初的俞樾、孫詒讓、嚴複、郭慶藩、王先謙、章炳麟,從林雲銘《莊子因》、宣穎《南華經解》、劉鳳苞《南華雪心編》等以研究文章學為主到胡適、郭沫若、聞一多等引新學解莊子,可謂名家彙集,人才輩出,此時的莊子闡釋呈現出了舊學、新學並駕齊驅、各有千秋的風貌特徵。總之,方勇教授將莊子學研究置於中國文化發展史、中國學術發展史的大視野和大背景之中,通過對兩千多年歷代《莊子》注釋、著述及其學術思潮代表人物研究莊學的爬梳、釐定和分析,不僅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國莊學發展歷史的漫長歷程和發展脈絡,而且旨在說明莊學發展過程中的闡釋指向和研究路徑,揭示莊學發展的基本規律和特徵。
其三,論點精當。《莊子學史》立論新穎,常常以概括性用語簡要說明莊子學著作的特徵,疊有新見。如在闡釋王夫之《莊子解》時,方勇教授從“‘未始出吾宗’——對莊子思想脈絡的梳理”、“‘探化理于玄微’——對莊子思想觀點的呈露”、“‘循斯須之當’——對莊子思想的發揮”三個方面來分析王夫之莊學的特徵,其中在論述“探化理于玄微”內容時,又簡要概括了“引莊解莊”、“以形象解莊”、“以史解莊”、“以天文解莊”四個方面,簡潔明瞭。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莊周本傳、王安石《莊周論》、蘇軾《莊子祠堂記》等雖不是莊學專著,卻在莊子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方勇教授對此十分重視,對它們分別予以詳細解析。如對蘇軾《莊子祠堂記》,方教授提煉出“對蒙城縣為莊周故里之說的默許”、“宣導‘莊子助孔子’之說”、“指出《莊子》中有偽作”三點,並指出“蘇軾關於‘莊子助孔子’的說法卻順應了儒、道、釋三教日益走向融合的大趨勢,他關於《莊子》中有偽作的說法又真正開啟了歷代眾多學者重視探討、研究《莊子》作者問題的新風氣,其意義是相當重要的”,這些論點都是很準確的。
其四,重源清流。在《莊子學史》中,方勇教授注意梳理、考證莊學史上的一些理論問題,尋其源頭,查其影響,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經方教授考證,“老莊”並稱始於《淮南子》,黃震《黃氏日抄》第一次提出了莊子“固千萬世詼諧小說之祖”的說法,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第一次提出了《莊子》文脈具有“藕斷絲連”、“草蛇纊線”之妙等全新見解,王應麟《莊子逸篇》是莊子學史上第一部輯佚專著等,這些觀點對人們瞭解《莊子》學史的發展大有裨益。對於一些重要莊子學著作的影響,方勇教授也能夠詳加論證,如在評論林希逸《莊子口義》的影響時說:“莊子學經過元代及明代前期的相對沉寂之後,到明代後期便迅速崛起,林希逸《莊子口義》的影響正是伴隨著這一崛起而得以進一步擴大的。如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這部作為明代後期莊子學崛起的標誌性著作,雖然對林希逸的《莊子口義》持有一些異議,但仍顯示出了其對林氏此著的諸多承因痕跡。稍後,釋德清的《莊子內篇注》在以佛解莊的道路上又有所前進,而其評析《莊子》文章所謂有‘文章變化鼓舞處’、‘詼諧戲劇之意’、‘筆端鼓舞’云云,則又是對林希逸評析《莊子》文字血脈時所用概念、術語的進一步運用。此外,焦竑《莊子翼》還收錄了林希逸的《莊子口義》,而孫應鼇《莊義要刪》、李廷機《莊子玄言評苑》、陳深《莊子品節》、陳懿典《南華經精解》、沈汝紳《南華經集評》、孫大綬《南華真經副墨校釋》等等,則每引林氏《莊子口義》之說以解《莊子》。總之,林希逸《莊子口義》對明代後期莊子學的影響之大,幾乎可以跟郭象《莊子注》的影響相仿佛。”通過方勇教授的梳理,林希逸《莊子口義》的影響之大已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總之,《莊子學史》中獨到的眼光和深刻的論述,不僅得益于方勇教授深厚而紮實的文獻功底,也離不開他相容並蓄的研究方法。作為研究古代學術史的專著,方教授所著的《莊子學史》在運用傳統的訓詁、知人論世、史論結合等方法的基礎上,還積極採用了西方闡釋學和文本細讀的研究手段,體現出著者很好的專業素養和正規訓練。此書文風樸實,以平實穩健見長,顯示了作者所具有的傳統學人的治學風範。方勇教授在《莊子學史》即將出版之際,囑我為其寫序,今聊作數語,既是對自己多年來從事莊子學研究的一種總結,也是對方勇教授該著作的一種學習體會。後輩斯著,必將嘉惠學林,實在大有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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