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ice: Undefined index: HTTP_ACCEPT_LANGUAGE in /home/hk2/public_html/catalog/controller/common/header.php on line 6 《道德經》在英語世界:文本行旅與世界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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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在英語世界:文本行旅與世界想像

《道德經》在英語世界:文本行旅與世界想像
書名: 《道德經》在英語世界:文本行旅與世界想像
作者 辛紅娟
語言 繁體中文
國際書號: 9787532743810
地區 上海
年份 2008
平均評分: 暫沒評分

第一章  導論(1)
第一節  老子其人及《道德經》其書(3)
第二節  跨越時空的行旅:《道德經》的流傳及影響(9)
第三節  《道德經》英譯研究的理論框架及意義(30)
第二章  時空徙移:文本行旅與翻譯變異(49)
第一節  翻譯的變異與時空遷移(52)
第二節  旅行概念厘定及其文化特質(63)
第三節  旅行與文學翻譯的象似性(81)
第四節  旅行研究的文化轉向(97)
第三章  理解《道德經》:哲性文本的詩意存在(113)
第一節  文本理解——翻譯實踐的起點(116)
第二節  《道德經》多元理解的語言學分析(122)
第三節  《道德經》的詩性言說方式(133)
第四節  《道德經》文本的“隱而空”(144)
第四章  接受與闡釋:《道德經》英譯文本的多元存在(159)
第一節  文學接受與《道德經》的召喚結構(161)
第二節  《道德經》在西方的歷時接受(182)
第三節  《道德經》在英語世界的文本形態(200)
第五章  目的與操縱:《道德經》文本的主要翻譯策略(221)
第一節  翻譯的文化責任與目的(224)
第二節  週邊策略與《道德經》的接受(245)
第三節  內部策略:譯者對《道德經》的語言操縱(267)
第六章  想像與變形:《道德經》在英語世界(311)
第一節  想像的投射與形象建構(314)
第二節  英語世界的《道德經》文體形象(333)
第三節  英語世界的《道德經》聖人形象(350)
第四節  英語世界的“道體”形象(363)
第七章  結論(379)
第一節  文化旅行之于文學翻譯(381)
第二節  文學翻譯與修辭接受(383)
第三節  本研究的意義及拓展空間(387)
參考文獻(392)
後記(410)
 

        談翻譯,我們首先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翻譯,作為一種實踐活動,在人類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廣泛地進行著,但在歷史中卻很少得到世人的關注;豐富的翻譯活動,一直被實踐者認為是充滿障礙的工作,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卻很少有學者對其進行深入而系統的研究。這兩個方面情況的長期存在,或者說翻譯領域被歷史學界、被理論界長期忽視的狀況造成的直接影響便是,翻譯一直被當作一種“雕蟲小技”。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內,語言學家對翻譯問題不予重視,歷史學家對翻譯活動熟視無睹,知識界對翻譯的認識幾乎是零。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譯活動在兩個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譯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夠的承認;二是對翻譯的種種問題得不到科學、系統的研究。尤為耐人尋味的是,對翻譯的這種輕視態度不僅僅來自翻譯界的外部,而且還來自翻譯界的內部。翻譯界內部的這種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他學科對翻譯的看法,漸漸地也在有關的學界形成一種偏見:翻譯為雕蟲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譯的作用得不到應有的承認,對翻譯的理論研究得不到學界的關注和支持。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才逐漸開始改變。
       長期以來翻譯家本身專注於翻譯實踐,忽視了對翻譯問題的理性思考與系統研究,這不能不說是個歷史的誤會。但是,豐富的實踐與貧乏的理論之間所產生的這道深深的裂痕卻不能完全掩蓋在數千年的翻譯歷史中。翻譯活動的特殊性提出了種種問題和困難,而面對這些問題和困難,翻譯家們也不可能視而不見,無動於衷,因為它們是無法回避的客觀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翻譯家們對翻譯理論思考的忽視,並不說明翻譯就沒有理論研究的必要,也並不意味著翻譯的種種問題因為翻譯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實上,在漫長的翻譯歷史中,翻譯家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進行著形式多樣的豐富實踐,雖然對實踐中所出現的問題,還沒有以一種清醒的理論意識去加以關注,但他們針對這些問題所採取的種種手法、策略,他們在實踐中積累的一些經驗、體會,尤其是他們從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則,是一筆筆非常珍貴的遺產。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彌足珍貴的譯事經驗,由於學界長期以來沒有予以重視與關注,像一顆顆散落的珍珠,被歷史所塵封,無法發出其耀眼的光芒。
        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一批具有強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論意識的學者,如前蘇聯的費道羅夫、英國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維納與達爾貝勒內、法國的喬冶•穆南等,試圖以語言學為指導,打開翻譯研究的大門,將數千年來一直處在技藝層面的翻譯經驗納入理論的思考、系統的分析與科學的探索範圍。到了70年代,出現了以美國尤金•奈達為代表的一批翻譯理論家,他們不斷拓展翻譯研究領域,將翻譯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為翻譯學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上個世紀70年代以後,翻譯界的一批有識之士將目光投向被歷史塵封的一筆筆珍貴的翻譯遺產。他們一方面追蹤歷史上的重大翻譯事件,將翻譯家的實踐置於寬闊的歷史空間加以認識與定位;另一方面對伴隨著翻譯活動而產生的點滴思考與經驗體會加以梳理與探討。以現代學理對傳統的翻譯經驗加以闡釋,為我們開闢了一條深化翻譯理論研究的重要途徑。同時,客觀上也促使被歷史遺忘或忽視的翻譯活動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如果說翻譯在歷史上曾長期受到冷落,處於歷史邊緣的話,那麼正是借助現代學理,借助哲學、美學、語言學、符號學、文藝學等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豐富並加深了人們對翻譯的認識,不斷拓展翻譯研究的領域,使翻譯活動在歷史的舞臺上逐漸佔據本應屬於自己的位置,從歷史的邊緣開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譯從邊緣推向中心的歷史進程中,語言學家們充當了先鋒的角色。如費道羅夫、長特福德、維納與達爾貝勒內、喬治•穆南等從語言學的角度,對翻譯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其貢獻是多方面的。是翻譯的語言學研究把翻譯從經驗主義中解放出來,為翻譯研究打開了科學的大門,歷史上第一次賦予了翻譯研究科學的性質,將過去近兩千年來一直在經驗層面討論或爭論不休的問題置在科學的層面進行探討。但翻譯活動十分複雜,涉及的因素多,範圍廣,有關翻譯的許多問題,如翻譯者的主觀因素、語言轉換中的文化移植、影響翻譯的社會、政治因素等問題,在語言學層而難以展開系統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譯歷史上的眾多現象也無法得到辯證的解釋。翻譯的語言學研究途徑暴露出的這些局限,不僅使其他學科理論的介入顯得非常必要,更為這些學科自身的發展提供了嶄新的探索空間。
       當回過頭去,對自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翻譯研究所走過的路作以回顧性的審視時,我們不難看到以下幾點:一是翻譯研究在近半個世紀以來得到了突破性的發展,其廣度和深度都是在過去任何一個時期所未能達到的;二是翻譯研究的途徑得到不斷開拓,各種翻譯研究流派紛呈,出現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譯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與發展越來越受到其他學界的關注與承認。在國外,從上個世紀80年代末起,就有學者開始對50年代以後的翻譯理論研究狀況進行分析與總結,如加拿大的羅貝爾•拉羅茲、英國的愛德溫•根茨勒,他們分別於1989年與1993年發表了同名著作《當代翻譯理論》。前者以翻譯所涉及的基本問題為核心,對上個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在翻譯理論研究領域比較活躍的一代表人物的觀點與思想進行評述;後者則根據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至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翻譯理論研究的發展狀況,以不同的觀點和重要著作為依據,將當代的翻譯理論分為“美國翻譯培訓派”、“翻譯科學派”、“早期翻譯研究派”、“多元體系派”和“解構主義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陳德鴻與張南峰編寫的《西方翻譯理論精選》收錄了西方20位重要翻譯理論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節的譯文,這20位譯學理論家中,除德萊頓、泰特勒、施賴爾馬赫3位之外,其餘17位均是當代的。根據編者的劃分,西方譯學研究界的這2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6大學派:語文學派、詮釋學派、語言學派、目的學派、文化學派、解構學派。除傳統的語文學派,其餘的5個流派都是近50年來發展起來的。在《西方翻譯理論精選》的緒論中,兩位編者這樣說道:“西方的翻譯理論,除了語言學派和傳統的語文學派之外,還有近一二十年才興起或盛行的翻譯研究學派,以及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等學派,可謂百花齊放。”如果再把我們的視野擴大一些,還可列舉出符號學派、交際學派、語言哲學派、文藝學派等翻譯流派。從歷史上長期以來“不入流”的翻譯經驗之談到20世紀末令人眼花繚亂的翻譯流派的形成,我們可以看到,翻譯的理論研究開始或已經進入了一個全面發展的時代。透過這些被冠以各種名稱的翻譯思想或觀點,我們不難看到相同的一點,那就是借助其他學科的理論成果,對翻譯進行研究。以語言學的理論指導產生的研究成果被統稱為“語言學派”,以女性主義理論為參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義翻譯流派”,總之,一種理論的介入,從積極的角度講,都會給人們認識與研究翻譯打開一條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客觀上確實為翻譯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間,為翻譯研究注入了科學的活力,漸漸地從邊緣開始走向中心。翻譯,作為一種複雜的活動,涉及面廣,若僅僅局限在一個領域對之進行研究,無法揭示其性質及活動規律。在這個意義上,翻譯研究必定具有綜合性。但是,當各種學科的理論介入翻譯研究領域之後,當我們在為翻譯研究由此進入全面發展而欣喜的同時,不能不看到在種種理論指導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著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種理論流派所認識的翻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譯活動的一個方面,難以深刻地反映翻譯活動的全貌。此外,在理論的層面上,從目前翻譯理論研究的現狀看,還出現了“理論+翻譯”的兩張皮現象,有的理論只浮在表面,難以真正起到指導翻譯研究的作用。最為值得注意的是,翻譯研究在引進各種理論的同時,有一種被其吞食、併吞的趨向,翻譯研究的領域看似不斷擴大,但在翻譯從邊緣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卻潛伏著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險。面對這一危險,我們不能不清酲地保持獨立的翻譯學科意識,從翻譯學建設的高度去系統地探索翻譯理論問題,而在上海譯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編的這套《譯學新論從書》正是向這一方向努力的具體體現。
        《譯學新論叢書》有著明確的追求:一是入選的課題力求具有相當的理論深度和原創性,能為翻譯學科的理論建設和發展起到推動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統性,以強烈的問題意識、科學的研究方法、紮實的論證和翔實的資料保證研究的品質;三是研究力求開放性,其開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寬闊的理論視野,又要把握國際翻譯理論研究前沿的進展狀況,特別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素的精神,力求有所創新。但願在翻譯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們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實現。
                                       主編
                          2007年8月18日于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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