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老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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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了一股研究道家道教文化的熱潮，至今仍可以說方興未艾。這股研究熱潮的興起，一方面是有一批海內外學者(如王明、湯一介、陳鼓應、卿希泰等許多學者)的推動，另一方面又是與傳統文化研究的發展一致的。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佛、道是否三足鼎立，似乎是一個可以進一步討論的問題，除了佛教是“外來”的，儒、道二家都是中國土生士長的，究竟誰的資格最老，也是一個可以進一步討論的問題。不過，儒、佛、道在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點，則是毫無爭議的。和儒、佛二家相比，道家以“道”為主要特點，名實相符，一目了然。但是，“道”字原本並非道家之“專利”，周秦諸子“道論”之作很多，漢以後的儒者講“道統”、“原道”，也使用這個“道”字。到了宋代，從周敦頤、二程至朱熹一批被稱為理學家的大儒，他們以儒家為主，相容佛、道二家思想的某些內容，再一次改造儒學，被認為是繼承道統之學。不過，儒家所論之道，其要旨在於重禮、樂、《詩》、《書》，實行王道之治，“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無論是目的或方法，都與道家、道教之“道”不同。至於佛教之用“道”，相對要簡單些，“道”字在佛經中難得找到一個較確切的對應詞，早在唐代譯“道”為“菩提”抑或“末迦”就是爭論過的問題，這裏我們無法深究。從歷史事實看，佛教在初傳中土之時，曾借用過道家之“道”是可以肯定的，當時人們講佛教，常常使用“佛道”、“釋道”這樣的詞。宗密在《盂蘭盆經疏下》中說：“佛教初傳北方，呼僧為道士。”兩晉南北朝時期，僧人被稱為“道人”、“道士”的很多，佛教誦經禮拜之所乃至佛寺也被稱為“道場”，甚至“道具”一辭，開始也是指佛家用的器物。這種情況，是一種表像的情況，理應與當時道教已產生並流行有關。一開始，人們祭祀黃老、浮圖難分，而外來的佛教又特別需要努力與中土民情相結合。從魏晉到隋唐，道教日益成長，佛教越來越站穩腳跟，佛道之爭愈演愈烈，圍繞著“道”的爭論也”是很多的：一方面佛教不時詰難道教的“道”，另一方面有時又援用道教的“道”論，例如唐初因傅奕上言“廢佛法事”，法琳奉命“陳對”，就曾用過“至道絕言”，且引老莊之言，但其目的卻是“演涅槃”，“說般若”，還用“歷史”證明關令尹之後“事佛不事道”。再者，佛教中“道”字的用法與含義多與道教不同，有時候“道”是菩提或涅槃的代名詞；有時候“道”與“法”、“義理”、“因果”相聯，如此之類例子頗多，不必詳列。從上述情況看，佛教的“道”字，主要只是名詞的借用以及相近梵言的意譯，沒有道家、道教那樣的深刻意義。
對於道家、道教來說，這個“道”字就有根本的、全面的、深刻的意義了。道家、道教離不開“道”，名實一致，“道”也在道家、道教思想文化中得到充分的發展，由此而形成中國所特有的“道學”。
關於道家與道教，大家都習慣用了，也不必時時刻刻去定義它們。由於兩者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繫，很難將其截然分開，所以我們和許多學者一樣，一直使用“道家道教文化”這樣的詞語，而對“道學”一詞持謹慎態度。但是近年來，有些學者正式打出了“道學”的旗幟，出版了《道學研究》專刊，不止一次地召開了道學研討會。我在一次會上談到了“道學”這個提法問題。過去之所以避免提“道學”，是因為關於“道學”的提法和理解，存在一些歧義，例如《宋史》的道學類傳實際是大儒傳，儒道難分怕引起誤會；又如過去在生活中，“道學先生”似乎是一個貶義詞，形容有些迂腐習氣，《紅樓夢》中的襲人就被晴雯說成是“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裏面壁呢!”(第64回)當然，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現在和今後，人們不會再去清這些老賬了。公開宣導作為道家道教文化的道學，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而且，從歷史上看，稱道家之學為“道學”，也是淵源有自的，《隋書．經籍志》在子部記《老子》、《莊子》等道家著作之後寫道：“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眾矣。”這是唐初人的記述，是當時人的一種對道家的看法，也是漢以後學者們看法的總結和發展，是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我們從以上引文的前後敍述看更為清楚，關於道和道家的說明，既有黃老之言道的基本觀點，也有儒家學者對道家的評判，這裏就不詳說了。但是，從以上引文及其所述物件看，凡是述老莊的，“言黃老”的，可以總稱之為“道學”。從《隋志》記載看，除《老》、《莊》之外，包括《鬻子》、《抱樸子內篇》乃至《夷夏論》、《簡文談疏》、《廣成子》等一些後起的道家著作，正所謂“道學眾矣”。
《隋書•經籍志》似乎未明確把“道經符篆”列入“道學”，但並不能影響我們今日把道教文化(以各種“道經”為重要內容的文化)列入“道學”範圍，如果要找點根據，葛洪時代人們已經把道教法術稱為“道學”，其《神仙傳•李仲甫》記載，李仲甫“少學道于王君”，“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有張生用匕首對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床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道學未得，而欲殺之，我寧得殺耶?’”此所謂“道學”，顯然指的是“法術”、“道術”。則道教之各種法術，亦可稱之為“道學”。
最後應該說明的是，無論道家道教文化或者道學研究應該包括哪些內容?主要的當有：
首先，關於《老子》、《莊子》的研究，我們稱之為“老學”、“莊學”，或者老莊學，包括老子、莊子其人其書的再研究，歷代對《老子》、《莊子》的改造和詮釋，《老子》、《莊子》的現代價值，等等。《老子》、《莊子》的思想對諸子百家有很大的影響，《老子》、《莊子》及其注釋在道教經典中分量不小，無論在道家或道教的研究中，都是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其次，關於黃老之學的研究。從前引《隋書•經籍志》的記載看，當時的“道學”，原本即指“言黃老”之“道”而言，《史記•陳丞相世家》說陳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應該就是好黃老之學。對黃老之學的研究，學術界早就開始了，並且有較多的成果，但看法不完全一樣，大家公認的是黃老之學是以老子道家學說為主而相容他家。相容，本是戰國秦漢學術思想發展的一個趨勢，問題是以什麼為主，秦漢最為明顯的是有以道家為主的相容綜合和以儒家為主的相容綜合，前者我們稱之為新道家，後者有人稱之為新儒家(秦漢時期的新道家、新儒家，儒道二塚在以後的歷史發展中，還會繼續有新的變化，可稱之為魏晉新道家、宋明新儒學，乃至當代新儒家、當代新道家等等)。這樣劃分，是為了對學術思想作進一步梳理和深入的研究，至於具體哪一些學派、學人、學說應如何歸併，那是可以具體研討的，並不是所有具有綜合性特徵的思想都籠統稱之為黃老之學，無法否定的大儒董仲舒，其思想顯然也有綜合性特徵，人們甚至可以從他的著作中找出一些黃老思想，但黃老之學中絕不會包括董仲舒。黃老之學當然是有一定範圍的，我們要研究的是，主要言黃老之道的學人和學說。這些，可以也應該納入道家道教文化和道學的研究範圍。
第三，其他道家諸子的研究。如《漢書•藝文志》和《隋書•經籍志》中所著錄的道家諸子，包括《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文子》、《娟子》、《關尹子》、《老成子》、《長盧子》、《王狄子》、《公子牟》、《田子》、《老菜子》、《黔婁子》、《宮孫子》、《鶚冠子》、《黃帝四經》、《黃帝銘》、《黃帝君臣》、《雜黃帝》、《孫子》、《捷子》、《曹羽》、《郎中嬰齊》、《君臣子》、《鄭長者》、《楚子》、《道家言》等等，還有《隋志》中補錄的《守白論》、《任子道論》、《唐子》、《杜氏幽求新書》、《抱樸子》、《符子》、《夷夏論》、《簡文談疏》、《無名子》、《玄子》、《遊玄桂林》、《廣成子》等等。
這一部分內容有幾個問題要說明，一是它將與上一部分黃老之學的內容交叉重疊；二是大部分圖書早已亡佚，後來輯佚的或者後出的，要仔細考辨；三是新出土的簡帛，如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的帛書“黃帝四篇”等，有可能即為原來的《黃帝四經》等著作。與此同時，新出土的資料中完全可能有一些原來沒有著錄過的內容，那就需要加以探究和歸類。
第四，道教研究，包括道教歷史、道教經典、道教思想等的研究。道教史的深入研究，不僅是回顧過去，更重要的是正確地理解現在和更好地展望未來。道教經典很多，也可以用“汗牛充棟”來形容，一部五千餘卷的《道藏》就是一個尚未充分開發的大礦。道教思想可以從多方面展開研究，道教信仰、道教戒律的研究都將很有意義，道教醮儀和法術、符籙的研究對道教的發展也是重要的。道教文化的研究、道學研究理應包括這些內容。
以上所作簡要的概括，應該不會有大的偏差，重要的是今後我們如何實行，望有志于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有志於道學研究的同道，共同努卉，弘揚和發展道家道教的道文化。
華中師範大學道家道教研究中心願為促進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作自己的一些努力。
本中心是2002年成立的，但有較長時期的歷史淵源。1982年，幾乎是同時，我的老師張舜徽先生發表《周秦道論發微》、詹劍峰先生發表《老子其人其書及其道論》。本人也在80年代初開始了秦漢道家思想的學習和研究，直至1984年出版《秦漢新道家略論稿》。而與我同輩的劉守華教授1983年開始發表《道教與中國民間故事傳說》、《中國民間敍事的道教色彩》等論文，引起了道教文化研究者的廣泛注意，後來更寫成《道教與中國民間文學》的專著。此後我們日益廣泛地與道教文化的研究者以及道教界人士聯繫。我曾經在《秦漢新道家》一書的前言中說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為道家道教文化研究到處呼籲的陳鼓應先生，他先是奔走各地廣泛與有關的研究者聯絡，同時在香港青松觀侯寶垣道長的支持下，籌備出版有關刊物和準備召開學術討論會議，1992年《道家文化研究》開始出版，1993年在四川成都召開了第一次大型的道家道教文化學術討論會，一下子把海內外的中外學者聚集起來，展開道家道教文化的研討，大大促進了道家道教文化的研究。與此同時，各地、各界、各種類型的學術討論會越來越多。從事道家道教文化的研究者(包括專門的和兼及研究的)彼此都目益熟悉、交往起來，而研究的內容也日益豐富、深入。還值得一提的是，彼此交往之中，還有中國道協和各地宮觀的許多道長，他們也舉行過多次道教文化研討會，邀請學者參加，互相切磋，並採取多種形式合作共同開展道教文化研究。我們開頭所說的“方興未艾”即就此發展情況而言。
2002年11月2日，華中師範大學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成立，得到了黃勝得、陳鼓應、王博等先生的鼓勵和支持，並遠道而來親臨成立大會。我們的研究工作從此得以更為有序地展開。利用我們與學校歷史文化學院的隸屬關係，我們在專門史學科內設立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方向，招收了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在《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上開闢了“道家道教文化”專欄，繼續深入老學、莊學的研究，逐步地兼及道家道教文化的其他方面的研究等等。過去我們曾參加過一些合作項目，如“中華道藏”的整理工作，今後也將繼續尋求各種合作。2005年，我們與江蘇茅山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商定，共同主辦出版一個“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書系”(也就是叢書)，使得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成果多一個發表園地。為學如積薪，我們的工作也是想為學術得以傳承而添薪增火。此事得到了茅山道院和楊世華道長的大力支持，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范軍社長具有敏銳的學術眼光，並且為這個書系精心設計，周密安排，從而在2006年伊始有了一個好的開端。
希望這個書系能夠堅持下去。
希望在日後的實踐過程中形成它自己的特色。
大家共同努力，主辦者、作者、編輯出版者、關心支持者共同努力，以上希望是能夠實現的。
固盛的《道教老學史》完成了，這部書的出版，對於華中師範大學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有重要的意義。我們這個中心是2002年底成立的，成立時中心成員還只有幾本《老學史》的著作，《莊學史》已經完成尚未出版，開始只是想以老莊學的研究為主(今後也還可能是這樣)，老子、莊子既是道家的開山人物，也是道教的祖先，但是單做老莊學研究，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之名，有些名不符實。在幾年的實踐過程中，與道教的道長們廣為聯絡，與道教的研究者經常切磋，有關道教的研究也時時讓我們關注。道家、道教研究如何更好地結合起來?今年四月，本中心與香港青松觀聯合主辦了一次“全真道與老莊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從形式到內容，成功地把二者結合起來，應該是有標誌性意義的。與此同時，《道教老學史》完成了，把我們的老莊學研究，直接與道教的理論研究結合起來，不僅同樣有標誌性的意義，而且的確是我們這個以老莊學為主的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所需要的，它深化了我們預期的老學史研究，使我們的道教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道教有自己的地位和影響。而歷代道士中有不少高道大德，他們是道教的精英、靈魂，他們大多被奉為神仙、真人，他們為道教的發展作出過不同的貢獻，其中有不少道教學者留下了自己的著作，又有一部分是對道祖的《道德經》直接闡釋和發揮的。這些《道德經》的注疏數量不少，特點突出，不僅有一般與時代相關的學理闡釋，同時還有宗教信仰的體悟。《道教老學史》就是論述這一特殊群體的老學思想，有著特殊的意義。
這部書稿，除開一般的概述之外，重點論述了二十多位道教學者的老學思想，是比較完整的。書稿的撰寫雖只有兩三年，但作者多年來的學習和研究工作，都與這個題目有密切的關係，其可信性盡可令人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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